中国的传统农业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明不仅延续数千年不断，且一直是生态环境友好、有机和可持续发展的。
因此，对中国农业做可持续发展回归，是在当代生态文明战略转型语境下的题中之义和体现“绿色生产方式”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选择。
中国传统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中国古代先民开始驯化野生蚕和种植野生稻。中国的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6.4%，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而20世纪中国的人口却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21%。可见，人口与资源配比严重不平衡是制约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矛盾。
正是短缺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乡土中国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使得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积累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延续几千年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耕作体系：
三是采用套种、轮作、混作等耕作制度合理规划利用有限资源，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量，同时合理规划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四是循环利用各种物质资源，利用人畜粪便堆肥还田，驯化和利用豆科作物保持土壤肥力。
海内外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中国传统农业从来就是循环可持续的农业，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业，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农业。
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耕作栽培技术能对病虫害进行相对有效的物理防治，完全不使用农药，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
1909年，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发现美洲大陆开发不到一百年时间，却遭遇肥沃土壤大量流失，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的问题，遂携家人远赴重洋游历中国、日本和朝鲜，考察东亚三国的古老农耕体系。
他高度赞誉在长期人口资源压力下形成的中国农耕体系，持续几千年的演化，却仍能保持土壤的持续肥力，产出足够的食物，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中国盘锦第四届插秧节上，沈阳师范大学的一名外国留学生（右一）在体验插秧。
我国有机农业的行业标准是：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添加剂，而采用有机肥满足作物营养需求的种植业，或采用有机饲料满足畜禽营养需要的养殖业等。
简言之，只要做到“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六大农业技术，就能达到国内外有机农业的行业标准。依照以上标准，延续几千年，蕴含生态学思想的中国传统农业就是有机农业。
中国传统农业因其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是无农药、无化肥、物质循环利用的有机生态的无废弃物农业。新中国成立后，虽逐步建立了一批化肥生产线，但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化肥和农药的产量和使用量并不高，20世纪50年代，中国1公顷土地施用化肥仅8斤多，1978年，中国化肥施用量仅为884吨，农村依然延续着千百年来传承的有机农业生产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一些地区和产业从“低能耗、低污染”的传统有机生产方式部分转向“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农业，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慢慢的变成了六大要素。生物化、化学化、石油化和机械化在技术领域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颠覆性的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加，占世界人口约八成，却存在严重的饥饿和贫穷问题，对农产品的需求日渐增长。如何依靠科学技术更快地发展农业，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受现代遗传学影响，追求传统品种与外来品种杂交技术，高产且能承受更多更重穗子的抗倒伏矮秆品种相继被研制成功。
由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墨西哥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育成的矮秆（半矮秆）高产水稻和小麦品种，以及利用遗传技术所育成的品种，在20世纪60年代被广泛推广。这种以推广优良品种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改革，被称为“绿色革命”。
用“绿色革命”遗传育种技术培育出的品种，与传统的本地品种相比较，在产量上的确有压倒优势。当然也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当地的传统农作物品种，因缺乏竞争力而不断消失，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新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品种，农民不仅无法留种，有关部门配合商业化种子公司，甚至开放海外公司进入形成垄断，农民必须每年购买商业化的种子，终于使农民因没办法掌握控制种质资源而丧失食物主权，国家也因物种和种质基因流失海外而影响生物产业竞争中内生的国家安全问题。
为了维持新品种的高产，必须投入更多的化肥，用除草剂抑制杂草，用农药抑制病虫害。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带来严重的土壤污染和食物安全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每公顷土地施用化肥仅8斤多。2015年，中国每公顷施用化肥868斤。60年间每公顷土地化肥施用量增长了108倍多。
1978年，中国化肥施用量仅为884万吨。1985年，化肥施用量增长为1775万吨。2015年，中国化肥施用总量超过5900万吨，接近世界施用总量的1/3，但有效利用率仅为40%，其余的则变成了污染源。
1990年，中国农药施用总量为70万吨，到2005年中国农药的积累用量已达400多万吨，使用量居世界第一位。2009年中国农药施用量已达到了170万吨，其中除草剂用量约70万吨（《中国农业年鉴》，2010），据有关部门测试计算，线%的农药在喷洒过程中被喷到了地上或者飞到空中，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
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地板结、地力下降、土壤中重金属超标，农产品的营养价值和口感一下子就下降；各种食品添加剂、动植物生长激素被滥用，最终进入人体，威胁人体健康。这给农产品安全、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都带来严重的影响。
同时，农药、化肥等农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大幅度的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影响了农业和农民收益。
1951年，日本开始用塑料薄膜取代油纸，并在农业上应用塑料薄膜技术。1976年，日本地面用塑料薄膜覆盖面积达20万公顷以上。地膜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引发了人类农业生产史上以大幅度增产为目的的“白色革命”。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部分地区曾利用废旧普通农膜对蔬菜、棉花等作物进行小面积栽培试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经济、技术原因未能得到推广。1978年通过农牧渔业部从日本引进地膜技术，地膜用于农业生产并在中国迅速推广。
土地覆盖农膜后，由于改善了土壤温度、湿度，生长季节能延续，产量可提升20%～50%，甚至可使个别作物产量翻倍。
从1982年到1995年的13年里，中国地膜覆盖技术在所有省、区、市40多种作物上大面积推广，推广地膜覆盖栽培累计增产粮食2642万吨，花生355万吨，糖料655万吨，蔬菜2090万吨、瓜果4488多万吨，农业增值超过950亿元。
然而，单纯追求增产而在全国全面推广地膜，却忽视地膜的及时回收和处理，也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白色污染”问题。
目前，中国每年使用的塑料薄膜大概为240万吨，但每年回收的不到140万吨，约有100万吨以上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造成土壤板结，通透性差，地力下降，严重影响了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
▲2020年3月9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碱滩镇的群众正在将捡拾的废旧农膜统一交售到村委会设置的废旧农膜集中回收点。图/IC photo
新疆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农村环保与能源发展处处长努尔·祖农说，残膜需要200～400年才能分解，多年的残膜没有回收，与土壤混杂在一起，在耕地表层30厘米土壤中形成不透气、不返墒的板结层，制约土壤的再生产能力，对农业生产环境、自然环境和农民收入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新疆尔自治区农科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残膜会造成种子发芽困难，根系生产受阻，农作物生长发育受抑制，种子播在残膜上导致烂种烂芽，烂芽率达5.17%。而据统计，覆膜平均使棉花增产16%，而覆膜20年的棉田残膜可使棉花减产12%，增产部分几乎与残膜危害和地膜成本相抵消。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焦长权、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董磊明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机械化历程有三个重要时期：农业集体化时的农业机械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到2000年的农业机械化缓慢发展期；2000年之后，特别是2005年之后，农业机械化快速的提升期。
技术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其本质是农业不断资本深化的过程，不管是高科技的使用，还是农药化肥、机械化的投入，都需要资本的不断追加，使得中国传统农业向“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农业演化。使用机械化，需要打掉田埂，需要追求规模经营。
中国70%以上是山区、高原，客观上并不具备大规模机械化经营的条件，即使具备条件，也因种植单一作物，缺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防治，需要用更多的农药化肥，这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也客观性地导致农业内生性的不可持续。
农业因其与自然资源要素天然共生的属性，决定了其发展内涵性地对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具有多重“正外部性”，并且是无法计量的，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只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业具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属性，农村具有“共存、共生、共享”的三共特征。由此，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农民的生计、农村的就业和ECO的可持续性。
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农村是有效化解经济危机的缓冲带，中国农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据此看，调整中国农业的发展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回归，乃是践行生态文明语境下的题中之义，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延续乡土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对过去几十年加快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做出了方向性调整。
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继而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党中央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这一国家政策导向的改变必然带来农业生产和经营模式的改变。
▲2020年6月20日，农户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的玉米地块进行田间管理。图/新华社发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语境下中国农业怎么样发展？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针对过去几十年国家工业化、地方政府工业化，以及全球化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制度性和技术性改造带来的产业化局面，在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对中国农业做可持续发展回归：
其一是推进“生产、购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以此为基础，发展具有文化、教育、康养等内涵的三产化农业，对山水田林湖草等自然资源做整全立体开发。
工业文明快速的提升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农业困局，农业困境和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答案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产业化农业向农业可持续回归。
本文摘编自《从农业1.0到农业4.0》，全书不仅对于农业发展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于近代以来世界农业发展模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更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介绍了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丰富经验。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